スポンサードリンク ( Sponsored link ) 1890年7月27日，画家文森特·梵高据说亲手朝自己的腹部开枪，并在两天后离世——这是长期以来被广泛接受的说法。如今，梵高以鲜艳的色彩和充满力量的笔触闻名于全世界，作品被赋予极高的艺术评价。然而在世时，他的画几乎卖不出去，只能在孤独与贫困中度日。正因如此，“悲剧的天才”“以自杀结束一生的画家”这样的形象，早已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不过，请先别急着下结论。关于这场“自杀”，其实一直存在着质疑的声音。美国传记作家斯蒂文·奈夫与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合著的巨著《梵高传（Van Gogh: The Life）》中，竟提出一种令人震惊的观点——“梵高可能是被他人开枪击中的。”那么，梵高之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真的是自杀的吗？本文将带你一起走近这桩“梵高生命终点的未解之谜”。目次スポンサードリンク ( Sponsored link ) 当时的梵高处境梵高人生最后的舞台，是一座位于巴黎西北方的宁静乡村小镇——瓦兹河畔奥维尔（Auvers-sur-Oise）。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来简单说明一下：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又有哪些关键人物与此相关？从圣雷米精神病院出院1890年5月。梵高从法国南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出院了。离开医院后，他需要寻找新的疗养之地，最终选定的，正是巴黎郊外的瓦兹河畔奥维尔。这里住着一位与印象派画家们也曾有所交集的医生——加歇医师。他不仅是医生，也是一位理解艺术、支持艺术家的重要人物。被大自然环绕、环境安静平和，在那里一边绘画、一边休养身心——这无疑是最理想的疗养环境。 </noscript><iframe data-src="https://www.google.com/maps/embed?pb=!1m18!1m12!1m3!1d167238.59560639499!2d2.012687903753219!3d49.084681899999985!2m3!1f0!2f0!3f0!3m2!1i1024!2i768!4f13.1!3m3!1m2!1s0x47e65e8cddf63dfd%3A0x5eb6a65bc56f596d!2z44OV44Op44Oz44K5IOOAkjk1NDMwIOOCquODvOODtOOCp-ODq--8neOCt-ODpeODq--8neOCquODr-ODvOOCug!5e0!3m2!1sja!2sjp!4v1740370053847!5m2!1sja!2sjp" width="600" height="450" style="border:0;" allowfullscreen="" loading="lazy"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when-downgrade" class="lazyload" >支撑画家人生的“无可替代之人”——提奥提奥多鲁斯·梵高（1857–1891）梵高的弟弟提奥，是这个世界上最相信哥哥绘画才华、并在经济与精神两方面持续支撑他的一位“唯一的存在”。当时，提奥在巴黎从事画商工作，也已经成家立业，孩子刚刚出生不久。然而，他不仅要养活自己的家庭，还要持续给老家寄生活费，因此家计其实相当拮据。有一天，梵高亲自前往巴黎探访提奥，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弟弟所承受的现实压力。也许就在那一刻，他第一次深刻意识到——“原来自己给弟弟带来了如此沉重的负担。”回到奥维尔之后，梵高在寄给提奥的信中，多次流露出对弟弟经济状况的担忧与不安。一般认为，正是这种“对弟弟的愧疚感”与“对未来的强烈不安”，逐渐将他逼入了心理上的死角，这也被视为后来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自杀”事件当天那一天，梵高究竟发生了什么？1890年7月27日。这一天，梵高像往常一样吃过午饭后，便外出写生去了。然而到了傍晚，他腹部中弹，拖着受伤的身体，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自己寄宿的拉乌旅馆。家人立刻察觉到异常，急忙联系医生进行救治，但伤势已经相当严重。那么，在这一天里，梵高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留下任何书信的“谜之一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详细地了解梵高的一生，是因为他给弟弟提奥以及朋友们留下了大量书信。然而，唯独在这“命运之日”，他一封信也没有留下。也就是说，当天的具体经过与行动，只能依靠旁人的证言来还原。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证言，来自1954年当时寄宿处主人的女儿——阿德琳·拉乌的访谈内容。她的证词，至今仍被视为“自杀说”的重要依据。阿德琳·拉乌的证词根据她的回忆，那一天——“文森特当时前往了他以前画过的那片麦田。那片麦田位于奥维尔城堡后方，属于住在巴黎梅西讷街的戈斯兰先生所有。城堡距离我们家大约五百米，要走一段被高大树木覆盖的陡坡才能到达。文森特究竟走到了哪里我们无从得知，但按父亲的说法，他是在一条经过城墙下方的小路上，用手枪向自己开了枪，并当场昏倒。傍晚的凉意使他恢复了意识，他试图再次寻找手枪打算再次自杀，却没能找到（第二天手枪依然没有被发现）。于是，他放弃了寻找，沿着坡道一步步走回了我们家。” 引用：“Memoirs of Vincent van Gogh’s stay in Auvers-sur-Oise ,By Adeline Ravoux” ,THE VINCENT VAN GOGH GALLERY（本文由笔者译为中文）:http://www.vggallery.com/misc/archives/a_ravoux.htm 这段证言，是阿德琳根据父亲居斯塔夫·拉乌从濒死的梵高本人那里听来的话，在多年之后转述出来的记录。虽然属于间接证词，但作为目前少数描述梵高“最后时刻”的资料之一，它仍被视为极其珍贵的历史记录。梵高所画的《阿德琳·拉乌肖像》最后的时刻，与诀别梵高在事发后受到了当地医生的紧急治疗，但由于伤口过深，终究还是回天乏术。1890年7月29日清晨。从巴黎连夜赶来的弟弟提奥守在床边，陪伴着哥哥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据说，在临终之际，梵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要是就这样死去就好了。”年仅37岁。伴随着无数的痛苦与挣扎，他短暂而沉重的一生，在这一刻悄然落幕。加歇医生所画的速写《临终床上的梵高》梵高的死，真的只是“自杀”吗？如果按照阿德琳·拉乌的证言，梵高确实是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自杀说”当中，却依然存在着无论如何都无法消除的多重疑点。1．到哪里去了？手枪与画具的去向第一个疑点，是“消失的手枪”。根据证言，梵高是在麦田中用左轮手枪朝自己的腹部开枪，随后失去了意识。然而，当他稍后醒来时，那把手枪却已经不见了。他曾在周围四处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最终只能放弃，顺着山坡返回旅馆。可是——仔细想一想。在失去意识前一刻还握在手中的手枪，竟然会从现场突然消失，这样的事情真的可能发生吗？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把手枪在事件发生之后，始终都没有被发现。即便假设是梵高自己将其藏了起来，当时身负重伤的他，既没有余力去隐藏凶器，也根本没有必须隐藏它的理由。那么，这把“手枪”究竟去了哪里呢？更加令人费解的，是这把手枪本身的“来源”。当地曾流传一种说法，说这把枪是旅馆主人居斯塔夫·拉乌借给他的，但这一说法并没有任何可以佐证的证据。而且，一个刚从精神病院出院的病人，旅馆老板会把手枪借给他吗？从现实常识来看，这本身就显得非常不自然。另一个重大的疑点，是梵高当天外出时理应携带的“整套画具”，在事件发生后完全下落不明。画布、画架、颜料、画笔——既然是外出作画，这些工具本应随身带着，可是在证言所指的现场，以及途中任何地方，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正因为这些画具全部消失，枪击真正发生的准确地点，至今也无法被确定下来。2．“不像是自杀”的枪伤位置另外一个对“自杀说”提出强烈质疑的关键点，是——梵高中弹的位置。子弹击中的部位，是左胸乳头稍微下方约3～4厘米的位置。……等等，如果是瞄准心脏的话，这个位置是不是稍微偏低了一点？而且一般来说，若是明确抱着“必死”的觉悟开枪，射向头部或口腔才是更为常见的方式。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不上不下、相当微妙的位置呢？这一点本身，就已经令人感到疑惑。还有另一个重要细节。根据当时医生留下的记录，梵高中弹的伤口上，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接触性枪伤”——也就是枪口紧贴身体射击时，才会留下的特殊烧灼痕迹。明明是在极近距离开枪，却没有这种痕迹。这一点，同样显得有些不自然。更耐人寻味的是，子弹在近距离射出的情况下，竟然没有贯穿身体，而是停留在腹腔之内。而子弹最终停留在腹腔，而非胸腔这一事实，也意味着当时的枪口是“略微向下”倾斜的角度。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射击姿势，怎么看都不太像是自杀时会采取的自然姿态。3．是否是由于发作引发的“冲动性自杀”？梵高被认为自尽的1890年7月——恰恰就在大约三个月之前，他曾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里再次发作。梵高自1888年12月在阿尔勒逗留期间首次出现精神发作以来，据说此后大约每隔三个月左右就会反复发作一次。而事件发生的7月底这个时间点，正好也处在发作随时有可能再次复发的阶段。而且，在他发作时的状态也相当危险——例如试图吞下颜料和松节油等，也曾出现过极其异常、甚至危及生命的行为。正因如此，“是不是又一次发作突然来袭，进而成为自杀的导火索？”这样的说法，直到今天仍然时不时被人提起。……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圣雷米时期担任主治医生的佩隆医生的证言。据他所说，梵高的每一次发作，“至少会持续一周以上，而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只能说出语无伦次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案发当天，梵高正处于发作的最严重阶段，那么他本应无法进行正常的对话，更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从现场走回旅馆。然而，现实却是——梵高在中弹之后，从坡道上一路走回了拉乌旅馆，并且还与旅馆主人居斯塔夫以及弟弟提奥进行了交谈。尽管饱受伤痛折磨，但他的意识始终保持清醒，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混乱或失常状态。这样综合来看，“这是一次由于发作引发的冲动性自杀”这一说法，怎么看都显得有些站不住脚。4．梵高真的“计划过自杀”吗？如果说并不是精神发作导致的……那么，梵高是否从一开始就打算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计划好了自杀”呢？人们最常提到的一种自杀动机是——“他不想再继续给提奥添麻烦了”。自1880年立志成为画家以来，梵高的创作生活始终是在弟弟提奥的支持下不断延续的。提奥在巴黎的古皮尔画商行担任分店经理，职位稳定，但除了要长期资助哥哥之外，还要给老家寄钱，结婚之后更要负担妻子和孩子的生活费用……在同时背负着这一切的情况下，经济状况想必是相当紧张的。梵高在得知提奥的真实处境之后，受到巨大打击，而这件事最终成为他走向自杀的“导火索”——这正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乍一听，这个解释似乎合情合理。但在这里，我们不妨稍微停下来，冷静想一想。因为，梵高出身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新教家庭。他的父亲是牧师，而他本人也曾一度立志成为传教士。也就是说，“自杀”这种行为，从信仰层面来说，本就是被明确禁止的。事实上，梵高曾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留下过这样一段话：“悄然离去也好，突然消失也好，这种事情，你和我都绝对不能去做。这和自杀是一样的，是绝对不能做的事。” 引用：二見史郎等译，《梵高书简全集·第三卷》，みすず书房，1984年9月20日修订版，第957页。（本文由笔者译为中文）再进一步说——就算退一万步，假设梵高真的违背了自己的信仰，决定计划自杀，那么，他至少也应该会给提奥留下一封遗书才对。兄弟二人多年之间，一直保持着极为亲密的通信往来。从恋爱烦恼，到情人和妓女的话题，几乎无话不谈，从不隐瞒。可实际上，梵高不仅没有留下任何遗书，就连临终前写给提奥的最后一封信中，也完全没有出现任何暗示自杀的内容。相反，那封信里写的却是——“请帮我准备新的颜料吧”，“关于我最近刚完成的那几幅作品……”这些都是充满“未来感”的、积极向前的内容。试想一下——一个真的已经下定决心要自杀的人，还会这样兴致勃勃地谈论新作品，甚至还去订购新的画材吗？“不良少年”造成的「他杀说」为了解开自杀说中这些挥之不去的疑点，近年来逐渐受到关注的，是所谓的「他杀说」。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美国传记作家斯蒂文·奈夫与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他们在合著的《梵高传（Van Gogh: The Life）》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梵高很可能是被当地的不良少年开枪射伤的。不良少年「勒内·塞克雷坦」的证言事情的契机，来自1956年上映的电影《梵高传Lust for Life》。就在这部电影公开之后，一位名叫勒内·塞克雷坦、当时已经82岁的老人，突然讲出了这样一段往事。“电影里的梵高，和我当年认识的那位‘朋友’，完全不一样。”他接受了法国作家維克托·杜塔烏的采访，坦言自己在1890年夏天，确实曾经见过梵高本人。当时的勒内只有16岁。他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药剂师家庭，就读于名门中学孔多塞中学（普鲁斯特和科克托也曾在这里求学），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少年”。每年夏天，他都会和哥哥加斯东一起，前往乡间小镇奥维尔＝叙尔＝瓦兹的别墅度假。而就在那个夏天，他遇到了这位刚刚在春天搬到奥维尔来的梵高。哥哥加斯东对艺术颇有兴趣，也逐渐与梵高熟络起来，经常和他交谈。但相比之下，勒内本人却对美术完全没有兴趣，反而把言行举止有些古怪的梵高，当成了“奇怪的大叔”，成了他恶作剧的对象。一开始，只是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但随着他与不良伙伴们一起行动，这些恶作剧逐渐升级，变得越来越恶劣。比如——往梵高的咖啡里加盐；在他的颜料箱里藏蛇；在画笔上涂抹辣椒（因为梵高有用嘴舔干画笔的习惯）……等等。每一次恶作剧过后，看着梵高愤怒又慌乱的模样，勒内他们都会觉得十分有趣，把这一切当成笑谈。西部片游戏与手枪梵高作，卢浮宫美术馆蔵被认为是勒内·塞克雷坦的人物素描（1890年6～7月）这样的勒内，来到奥维尔时还带来了西部片风格的服装。自从在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上观看了“狂野西部秀”之后，他便彻底迷上了西部片中的“牛仔枪手游戏”。而说到枪手——自然少不了手枪。勒内随身持有一把老旧的38口径手枪。虽然状态不太稳定，偶尔会出现哑火的情况，但这依然是一把可以正常射击的实弹枪。据说，勒内曾和一群不良少年用这把枪射击鸟类和鱼类取乐。更令人吃惊的是，按照他本人的证言，这把枪竟然是从拉乌旅馆的主人——居斯塔夫·拉乌（阿德琳·拉乌的父亲）那里转让给他的。而正是这把手枪——会不会就是后来射击梵高的“那把枪”呢？这样的疑问，也由此浮出水面。手枪的去向勒内·塞克雷坦的证言那么，在这里最令人关心的问题是——那把手枪后来究竟去了哪里？勒内·塞克勒坦在1956年的一次采访中，否认了自己与梵高遭枪击一事有任何关联。而对于那把关键的手枪，他则表示：“手枪是被梵高偷走的。”此外，他还补充说，“自己是在后来前往诺曼底时，通过报纸才得知梵高已经去世。”不过，目前并没有确认存在这样的报纸报道。而且他还表示，“直到离开诺曼底之前，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手枪已经丢失了。”对沉迷于“牛仔”游戏的勒内来说，“手枪”本应是他极为珍视的宝物。可他竟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忘记了它的存在，这实在令人费解。阿德琳·拉乌的证言另一方面，拉武旅馆的女儿阿德琳娜·拉乌自20世纪50年代起，也多次接受采访。然而到了60年代，她却突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当年击中梵高的那把手枪，是我父亲居斯塔夫的。”这一证言，使“击中梵高的手枪＝古斯塔夫所有的枪”这一可能性，一下子变得更加浓厚。不过，阿德琳娜随后又补充了这样一句话：“梵高是为了驱赶乌鸦，才向父亲借了那把手枪。”然而，曾一度立志成为传教士的梵高，本就十分厌恶随意伤害动物或昆虫。1而且，他还将乌鸦视为“蒙受祝福与恩典的象征”2，这样一位抱持宗教情感的人，真的会为了驱赶乌鸦而去借用手枪吗？这一说法，依然留下了巨大的疑问。更令人不解的是，阿德琳娜从1950年代起就多次接受采访，却为什么一直对如此关键的事情只字未提？这一点本身，也隐藏着另一层谜团。相互矛盾的证言将勒内·塞克雷坦与阿德琳·拉乌的证言进行对比，便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勒内说：“手枪是被梵高偷走的。”阿德琳则说：“手枪是从父亲古斯塔夫那里借来的。”……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相呢？是其中一方在说谎？还是有人记忆出现了偏差？又或者，两个人其实都在隐瞒着某些关键事实？在探究梵高死亡真相的过程中，凶器的去向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而围绕这把凶器的证言，却如此含糊不清、彼此矛盾——这是否意味着，梵高的死并非“自杀”，而是“他杀”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呢？事件的考察综合以上的证言与种种情况来看，“勒内·塞克雷坦射杀了梵高”这一说法，开始显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性了。这究竟是蓄意所为，还是一场意外事故——真相恐怕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黑暗之中。不过，如果以这一“他杀说”为前提来重新审视整起事件，那么此前诸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似乎一下子都变得合情合理起来了。因此，接下来我们就以“勒内射中了梵高”这一假设为基础，试着还原事件的整个经过。事发当天：梵高的行踪1890年7月27日。吃过午饭后，梵高像往常一样在瓦兹河畔的奥维尔镇四处闲逛。他每天都会外出寻找新的绘画题材，想必这一天也不例外，依旧是在寻找能够入画的风景吧。就在这期间，他或许在某个地方遇见了勒内·塞克雷坦。也有一种可能是，在此之前，他已经和勒内或那群少年在酒馆里喝过酒了。（事实上，梵高对勒内的哥哥——加斯东·塞克雷坦颇有好感，正因为想见到哥哥，他才会与勒内来往。而且，据说当时经济拮据的梵高，常常由他们请客喝酒。）就在当天的傍晚时分，梵高与勒内之间，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事件。枪响之后……那究竟只是因为老旧手枪意外走火，还是醉酒的梵高与爱捉弄人的勒内之间发生了争吵甚至肢体冲突——这一点已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勒内随身携带的手枪发射了子弹，并击中了梵高的胸部。无论经过如何，误伤他人的勒内，当时想必早已吓得面无血色。就在梵高拖着受伤的身体、一瘸一拐地朝拉乌客栈返回的同时，勒内等人极有可能慌忙着手掩盖证据。手枪要么被丢进了瓦兹河中，要么被埋进附近的树林里销毁；为了不让案发地点暴露，连同梵高的画具一整套，也一并被他们带走了。居斯塔夫的责任此时，另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拉乌旅店的主人、居斯塔夫·拉乌。那把手枪的真正持有者，正是他本人。当得知梵高中弹受伤时，居斯塔夫心中想必立刻闪过了“难道是……”这样的念头。然而，把手枪交给未成年的勒内，这件事本身他也难辞其咎。正因为如此，他恐怕无法轻易说出真相。（至于他为何会把手枪交给勒内，具体经过已不可考——但如果考虑到勒内出身富裕家庭，是个备受特殊对待的“富家少爷”，多少也能让人理解其中的缘由。）事实上，就在第二天，也就是7月28日。当警察前来向梵高询问情况时，居斯塔夫却不知为何试图在一旁打断谈话。当时人们解释这是“出于对受伤的梵高的体贴”，但他真正害怕的，或许是——勒内的名字会在这里被说出来。梵高的沉默，与被编造出来的“故事”耐人寻味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梵高始终没有说出“是谁向他开了枪”。正是抓住了这段沉默，居斯塔夫才临时编造出“梵高是为了驱赶乌鸦而借走了手枪”这样的说法——如果这样理解，整件事的逻辑反而变得合理起来了。居斯塔夫很可能是在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将这个说法告诉了阿德琳；而从种种迹象来看，她恐怕是知晓真实情况的。她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始终对这件事保持沉默，这一点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谜团与疑点的解开如果我们假设「梵高是因勒内·塞克雷坦的误射或射击而丧命」，那么此前人们反复提及的诸多“谜团”，便能够逐一得到合理解释。消失的手枪下落不明的画具伤口上为何没有近距离射击特有的灼痕明明是近距离开枪，子弹却为何没有贯穿身体只要以“他杀说”为前提，这一切都能顺理成章地得到解释。……不过，即便如此，这一理论依然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梵高始终没有向警方，也没有向弟弟提奥说出勒内的名字呢？为什么梵高要庇护勒内·塞克雷坦？梵高是如何看待“死亡”的？关于这个疑问，斯蒂文·奈夫与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在传记《梵高传（Van Gogh: The Life）》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或许梵高是在“欢迎”死亡的到来。原本，梵高怀有虔诚的新教道德观，是明确否定自杀的。但是，在长期饱受精神疾病折磨、随时担心下一次发作何时来临的日子里，他曾对弟弟提奥这样说道：“如果一切就这样彻底结束、什么都不再存在，那该有多好。”3此外，在圣雷米时期创作的《收割人的麦田》中，他将收割麦子的男人比作“死神”，将被收割的麦子比作“人类”，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死亡之中，并没有任何阴郁。事情是在充满纯金般光辉的太阳之下、在明亮的光中发生的。”4也就是说，梵高对“主动选择死亡”仍然怀有抵触，但他似乎并不将“死亡本身”视为必须畏惧的存在。对他而言，死亡不是逃避——或许更像是一种“救赎”。梵高博物馆蔵《收割人的麦田》（1889年9月）那既是“惩罚”，也是“赠予”吗？再把时间往前追溯，可以发现，当年作为传道师的梵高，曾有过用木棒抽打自己的背、睡在地上而不是床上等带有强烈自我惩罚意味的行为。周围的人对此当然感到震惊，他的父亲多鲁斯甚至想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但梵高则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决定。这一插曲，既是梵高特有的“过度执念”的一个例子，同时也让人隐约看见——那种“想要惩罚不成熟的自己”的强烈负罪感，以及“渴望被拯救”的深切愿望。就这样，时间来到了命运的1890年夏天。梵高得知，弟弟提奥的家计已经变得相当拮据。在那一刻，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正成为挚爱的弟弟沉重的负担。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发生了勒内·塞克雷坦的“枪击”事件。这件事，对梵高而言，或许显得格外具有“宿命性”。不再畏惧死亡，甚至已然接受死亡到来的梵高，也许并没有去怨恨勒内，反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或许是上天赐予我的救赎。”正因如此，他才会在生命最后的枕边，对提奥低声说道：“要是就这样死去就好了。”那并不只是道歉，也未必是悔恨。或许，那是一句接受了“终结”之后，终于得到解脱的安慰之言。总结：先入为主的“自杀”印象至此，我们从“他杀说”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梵高之死的真相。您怎么看呢？最后，我们来简单整理一下本次的要点：传统的“梵高自杀说”，是在大量模糊不清的信息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一自杀说本身，存在着许多无法解释的疑点与矛盾。而一旦以“他杀说”为前提，这些疑点几乎都能得到合理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力的嫌疑人便是勒内·塞克雷坦。而暗中“期待死亡”的梵高，选择了为勒内隐瞒真相。从能够解释几乎所有谜团这一点来看，笔者个人认为“他杀说”相当有说服力；但由于缺乏决定性的证据，直到今天，“自杀说”仍然被视为通行结论。毕竟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在当下仍未能定论，或许也是无可避免的事。被扭曲的作品形象梵高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他充满激情、甚至有些极端的言行，使“悲剧天才画家”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因此，许多人自然地将他的人生终点与“自杀”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看法，也极大影响了人们对他晚年作品的解读。例如那幅著名的《有乌鸦的麦田》。这幅作品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遗作”，在1956年的电影《梵高传Lust for Life》中，甚至安排成“画完这幅画后随即举枪自尽”的情节。然而事实上，这并非他的绝笔，在此之后他仍留下了多幅作品。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幅画的标题本身也并非由梵高亲自命名，画中的黑鸟是否真的是“乌鸦”，实际上也并没有定论。即便画中的鸟真的是乌鸦，正如前文所述，梵高本人是将乌鸦视为“神圣之鸟”的。因此，很难认为他在这幅画中寄托了什么不祥的寓意。也就是说，这幅作品，很可能是因为“自杀”“死亡”这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而被人为地赋予了过于沉重的意义。本来，它或许只是梵高运用蓝与黄这对互补色所创作的一幅、极具个人特色的色彩作品，完全可以更加纯粹地去欣赏。梵高博物馆蔵《有乌鸦的麦田》（1890年7月）再举一个容易被误解的例子，就是广岛美术馆所藏的《多比尼的花园》。这幅画左下角原本留有一只黑猫的痕迹，后来这一部分被涂抹覆盖。于是便流传出“这是在暗示梵高的自杀”的说法。但最新的调查已经证实，覆盖黑猫的并非梵高本人，而是后世修复者所为。像这样，只因轻率地将“自杀”的印象强行套入，就可能遮蔽作品原本的真实意图与魅力——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少见。即便这一次的“他杀说”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总是以“悲剧性的结局”为前提去解读梵高的作品与人生，那或许也偏离了他本人的真实心境吧。广岛美术馆蔵《多比尼的花园》（1890年7月）关于勒内·塞克雷坦勒内·塞克雷坦在顽皮放纵的少年时期之后，曾在银行任职，甚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金矿担任管理者。最终，他竟一路升至瑞士一家再保险公司的董事。退休后，他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上度过了安静的晚年。1956年，他 82 岁时，在一场采访中亲口承认自己曾与梵高有过接触。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勒内·塞克雷坦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公开这一事实？如果他只是想引起注意，那在 1920～1930 年代、梵高名声逐渐确立的时期说出来，势必会更具话题性。更奇怪的是，勒内在采访中详细讲述了自己当年对梵高做过的各种恶作剧。这些内容甚至可能损害自己的名誉，让人不禁想问：他真的有必要把这些事都说出来吗？或许，他心中压抑了多年的“罪恶感”，终于让他选择开口。如果以“他杀说”为前提——当年的一时冲动，最终导致梵高失去性命。这种念头，也许在他心里从未真正被抹去。更关键的是，梵高直到临终都没有公开勒内的名字。知道这一点后的勒内，心中涌上的，恐怕是悔恨、感激、悲伤……复杂得无法言说的情绪。正因如此，勒内或许希望通过“公开自己做过的错事”，以此来稍稍赎罪。同时，他也试图纠正电影等作品中被扭曲的梵高形象。然而，即便如此，关于“枪击”本身，他始终没有承认。当然，其中有出于自我保护的考量，也可能是害怕牵连家人。至少，他希望借由谈论梵高，传达自己对他的敬意，以及迟来的歉意。在那次采访的翌年，也就是 1957 年，勒内·塞克雷坦离世了。他将真相永远带进了坟墓，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注释梵高曾经在博里纳日地区从事过一段时间的传道士工作。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当年他在博里纳日的房东让＝巴蒂斯特·德尼在接受记者路易·皮耶拉尔采访时回忆道：当时德尼差点踩死一只毛毛虫，梵高立刻制止他说：“为什么要杀害这样微小的生命呢？那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啊……”（二見史郎等译，《梵高书简全集·第一卷》，みすず书房，1984年7月2日修订版，第319页。本文由笔者译为中文）这是一个能够看出，身为传道士的梵高，不仅珍惜人的生命，也同样珍视一切非人类生命的感人片段。 ↩︎“我从书中读到，关于‘嘉纳与恩宠的象征与见证’，比如渡鸦或鹰如何停落在某些人的头顶之上。了解这样的故事是件好事，我觉得这是喜悦的种子。”（二見史郎等译，《梵高书简全集·第一卷》，みすず书房，1984年7月2日修订版，第230页。本文由笔者译为中文） ↩︎二見史郎等译，《梵高书简全集·第五卷》，みすず书房，1984年11月20日修订版，第1708页。（本文由笔者译为中文） ↩︎二見史郎（译），1984年11月，第1660页。 ↩︎参考文献・斯蒂文·奈夫、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著，松田和也译，《梵高的一生（上）》，国书刊行会，2016年10月30日出版スポンサードリンク ( Sponsored link ) 艺术家专题 文森特·威廉·梵高 よかったらシェアして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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